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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护农民工权益亟需法律依据
    前不久,央视记者在北京的一家建筑工地上发现,面对摄氏40度的高温,农民工除了公司发的每人一瓶风油精外,饮料瓶灌自来水就是他们惟一的防暑用品。一天的时间表是:吃饭、洗衣3个小时,睡觉5个小时,干活16个小时(央视《东方时空》7月4日)。
    在接近40度的高温下,什么也不干都有可能中暑,很难想象民工
    在烈日下要干十多个小时,是怎么支撑过来的。
    有人呼吁关注、关心农民工的夏季工作环境,对此我们表示敬意。
    但是,除了恶劣的工作生活环境和超强度的劳作,还有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出现工伤无人负责,劳动保护措施不到位,缺乏社会保障,以及农民工子女上学难等问题。就事论事的解决办法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农民工面临的所有问题。
    农民工受到不平等待遇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悲哀。众多原因中,没
    有维护农民工利益的组织是一个原因。面对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有必要专门制定保护他们合法权益的法律,让他们真正成为社会平等的一员。
    杨春时委员:全社会都来善待农民
    中广网北京3月5日消息(记者叶飞)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各省区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有调查显示,农民工户籍在农村,就业生活在城市,其所从事的职业,农业只占0.6%,其余为服务业、建筑业、制造业等。在城市灯火通明的流水线上,随处可见来自各地农民工的身影。为此,全国政协委员、厦门大学教授杨春时建议:全社会都来善待农民。
    杨春时委员对记者说:“种大楼”比种庄稼更辛苦。长年工作在城市的农民工没有城市户口,没有资本,没有社会保险,居无定所,常被欠薪……
    近年来,农民工受到不平等待遇的现象,已经成为“两会”关注的热点。今年,依然是代表委员们大力呼吁的焦点。
    杨春时委员强调:不善待农民工是因为他们给城市带来不少问题,有专家说农民工问题是关系当代中国城乡经济的“牛鼻子”问题,足可见其重要性。农民工问题如果长期拖延下去,会对经济建设很不利。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就有这样的反面例子,由于城乡之间的差距过大,流
    入城市的农民聚集在贫民区,产生黑社会组织,危害社会,并腐蚀政府官员。
    如何解决农民工问题?杨春时委员从以下几个方面做了分析:
    一、让进城打工的农民享有市民待遇,或者政府出台相应规定,凡进城打工满几年以上的农民,都可解决户口。其实,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就有这方面的尝试,五十年代工业化初期的工人大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
    二、针对现在农民工求告无门的现状,应该让农民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保护自身利益,也促使一些政府部门能用法律手段对涉及农民工的问题进行公平仲裁。
    三、城市人要改善对待农民工的态度。现在的城市人大多对农民工很反感,把他们当成防范对象。这让很多农民工对城市抱有敌意心理。
    采访就要结束了,杨春时委员动情地对记者说:善待农民工问题不仅仅是经济、治安问题,也是一个政治问题。国家应该尽量防止这些问题的产生。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仅有赖于城市整体水平的提高,更有待于农村经济社会的全面进步。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全面推进农村的小康建设,破解“三农”问题,是一项更为艰巨紧迫的任务。
    一、“三农”面临的挑战
    1、全球化冲击农业稳定中国加入WTO,从长远来看将会带来无穷的机遇。但从近期来看,挑战与危险同样是很大的!特别在农业与农村领域,弄得不好就会危及稳定。
    在未来五年左右的时段里,以国际涉农跨国公司为一方,以中国千家万户微型农业为一方,在国内外农业市场上,将逐步展开三大战役:
    首先是价格战。价格战的优势在规模。显然,我国农业无论是土地经营规模(粗放经营)还是资本经营规模(集约经营)都远远落在国际跨国公司的后面。而我国要缩短规模经济这方面的巨大差距,决非一日之功,须假以相当长的时日。其中土地经营规模,在我国只能有所缓解而几乎不可能达到美澳那种大农业的水平。
    其次是标准战。农产品国际标准化,不仅是正常的市场竞争力,而且是国与国之间实行变相贸易保护主义的一种武器。标准战的优势在科技。必须承认,我国目前这种规模细小、产业化水平极低、而且是宗法式经营的农业,其科技含量、技术更新动力以及经济实力都是十分低微的。
    再次是效益战。以上一切的较量,都要归结到农业效益的较量。效益战的优势,一在农业内部的规模与科技含量,一在农业外部的工业(含财政)补农能力。我国目前这两方面都有力不从心之感。
    2、农民就业不足冲击社会治安当今社会犯罪的主要群体是什么?毋庸讳言,是无稳定职业的流动性农民。这种情况,加入WTO后将更加严重。中国今后会不会像西方国家工业化前期那样,出现一个“游民阶层”?希望不会。但这种阴影,的确难以抹去。
    3、经营理念落后阻碍农村经济发展据媒体介绍,我国2071个县,目前有一半在吃财政补贴,乡镇村净债务达数千亿元之巨。主要原因是,有相当一部分县及县以下的官员和乡镇企业负责人,还是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的经营理念来指导已经突飞猛进了的经济发展现实。
    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资源与市场的约束越来越大,竞争日趋激烈;市场已转向“积极整治”阶段,依法治市的力度不断升温;市场已由短缺变为过剩,出现需求不足和货币紧缩;经济开放度大为提高,加入WTO,进入全面与国际接轨的新阶段。而我们的基层经济主管和设计师们的经营理念,却不同程度地仍然停留在10年以前,没有及时地转向特色的、集约的、开放的发展战略。
    以内地的乡镇企业为例,为什么过去“兴旺发达”而现在却“每况愈下”?当然有许多原因,但最基本的还是上面说的形势背景的变化。结构粗放、雷同,经营方式封闭,特别是产权继续模糊,这三大病灶与现今新背景格格不入!在资源与市场的约束如此之大、竞争如此之激烈的今天,模糊的产权必导致企业在竞争中失败。为什么?因为,第一,没有强劲的激励机制,企业经营者缺乏改善经营状况的内在动力;第二,面对供给过剩的市场,企业的收益必然填平不了寻租猖獗的空凼。这种激励与竞争的不对称,收益与寻租的不平衡,正是当前许多乡镇企业衰败的症结所在。
    二、必须澄清几个认识上的误区
    第一个误区:当今农民是服从行政命令,还是服从市场
    我认为,这是农业高层决策的基本出发点问题。农民首先是听市场的话,政府的话只有符合市场价值取向农民才会听,否则必然阳奉阴违。这正是过去不少政令为什么难以贯彻、走样变形的重要原因。举凡欲兴一政,必先体察“农民的市场价值取向”会是什么,是不是我们“一相情愿”?应该有一套符合市场规律的利益引导机制来诱导农民趋向合理的目标,而不是主观设定目标然后通过行政命令强使农民就范。
    第二个误区:稳定“土地承包”制,是否等于冻结现行承包方法
    保持农村生产关系的基本稳定,是十分重要的。但这决不是冻结不变。可以说,现行土地制度,如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作必要的改革,整个农业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严重的阻碍。我在十年前曾提出,在保持土地村有、家庭承包的前提下,根据各地不同条件,可采取二级市场自由租赁的办法;也可采取日本那种方田制的办法实行联片种植,扩大区域专业化规模;最好是承包权股份化,由村土地经营股份合作社招标给开发商集中经营,农民按股分红。这种保证农民承包土地的权益不受侵犯,才是“稳定”的本质内涵。
    第三个误区:减轻农民负担,问题是否在“负担”本身
    农民负担,其所以有增不止,乃因存在三大病根:
    第一,工农关系症农业相对于工业来说,是一个弱质产业。由于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相交织的本质,比起工业,其生产周期长得多,积累速率慢得多。一般的工业化国家在工业化前期抽取农业剩余支援工业化,但到工业化中期以后,为避免出现“李嘉图陷阱”(农业拖工业化后腿),普遍都实行了由抽吸农业到反哺农业的转变。我国已经过了工业化中期,这个转变却迟迟没有开始。试想,如果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和中型以上公共设施建设投资能由政府负担,农民的负担就可以减少一半以上。
    第二,城市化滞后症应该承认,反哺农业是要有财力支撑的。这个问题,除了财政用度的结构需要调整———比如,政府直接投资于工业今后可以减少(更多地依靠社会投资)———之外,更重要的是存在所谓“少数人哺多数人”的问题。这实质就是城市化滞后。由于这种滞后,从两方面影响农民负担问题的解决:一是剩余人口转移不出去,土地负荷太重,农业自身的效益无从提高。一亩地养5个人同20亩地养1个人显然大不一样。二是城市化规模确实还不太负担得了如此庞大农村人口的补贴,如五个城市人口平均补贴一个农村人口同一个人平均补贴五个人显然是大不一样的。第三,农村人事编制失控症根据我们的调查,县及县以下编内外脱产人员可以说几乎有60%左右属于冗员。关于这个问题,如果解决得不好,会影响政治稳定。
    下大力气逐步解决好这三个问题,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才可能釜底抽薪。
    第四个误区: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靠“龙头企业”能推开吗
    当前采取的“龙头企业+农户”模式,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可能是不完全的。这种模式本质上是英国的“公司+农场”模式的翻版。而我们中国,目前还不具备当时英国的那种条件。其一,英国的工业化是从轻工业发轫的,其轻工业、特别是以农业为原料的轻工业十分发达,所以其“龙头”特多;其二,英国的农业属大农场农业(在圈地运动基础上形成的大农场),它一开始就基本是企业化经营的。所以,英国的农业现代化推行得很成功。我们中国,不仅“龙头”太少,而且农户太细小分散,“龙头”的实力大多数还不足以承担浩繁的经济中介服务职能。正因为如此,龙头企业带农户,还只能解决少数“点”上的问题(发达地区),解决不了“面”上的问题。要解决面上的问题,我认为必须推行“专业农协+农户”模式,学日本的经验。同时,结合这一中心,对农村供销社、信用社进行根本性的改造,发挥它们在产业化经营中的作用。
    三、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1、首先应解决好三大前提第一,有步骤地解决农民国民待遇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阻碍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原因。这不仅只是户口问题,还有一个营造市场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市场面前人人平等、自由选择的问题。目前,我国许多政策往往是带有“城市人倾向”的。农民进城,在子女上学、就业机会、城建费用、购置房产等等方面,无不受到不平等待遇,大大提高了农民的迁徙成本,必须改变。
    第二,大力推进城市化我认为,城市化问题,是我国经济发展的重大焦点,是我国新一轮经济发展的最大发动机。这一点,全国上下必须取得高度的共识。试看: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农业规模化、标准化问题,启动内需乏力问题,生态恶化问题,人口素质下降问题,社会治安问题等等,哪一个不与城市化滞后有密切关系?
    ———比如,启动内需问题,我认为最大的潜力在城市化。试想,当70%的人口还在过着半自给的生活的时候(当今农民的商品率平均约一半多,即是说有近一半自给自足),国内市场岂不缺了一大块?!二是为工业化造就庞大的国内市场,三是为兴起的纺织业提供规模化的羊毛生产基地。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文明的办法,有意识地促进农民进入城市,变“半消费者”为“全消费者”!这样,家电业还有第二个春天。
    ———再如,治理大生态问题,我觉得应该向日本学习。日本国土的人口负荷比我国高两倍,而她的森林覆盖率竟达到70%,基本原因就是将70%的人口集中到了只占国土面积2.6%的大中城市,广大农村变成“稀疏的山村”了。同时,在大中城市也推行森林化,如京都市就号称“森林城市”。
    推进城市化,正如十六大报告所指出,要坚持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走中国特色的城镇化道路。我不同意一般地提以小城镇为重点,这是因为,小城镇要有相应的产业支撑,要有相应的体制环境,要有一批高素质的干部队伍,等等,这些条件目前还不具备。从现代城市化的新趋向来看,最好采取分类指导的方针:在东、中部地区,以大中城市为核心,在产业辐射的基础上,逐步发展卫星城和城市群。这样,产业聚集效应是最大的,城市化成本是最低的,生态效果是最好的。在西部,开始可以从发展小城镇起步,然后有步骤地、有选择地,根据产业自然聚集的程度,生长起一大批中等城市和可能的大城市。总之,我国不是大中城市太多,而是太少了!同时,在推进城市化的路径上,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城市化是市场化、工业化发展的结果,而不是政府号召的结果。
    第三,逐步解决反哺农业问题这个问题,前面也陈述了一些看法,此处着重补充两点意见。一是应尽力首先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不向农民收取,由各级政府财政支付。二是在县及乡镇清退冗员、精简机构。三是改革干部考核制度,一方面考核内容再不能以速度数字论英雄,要按人民实惠、生态效果比高低,另一方面要实行终身责任制。
    2、制度创新,实现农业现代化(1)依法护农首先,应强化人大常委会中农村委员会的作用。该委员会委员中应有相当比例的、能真正直接反映农民意见的代表。其次,一切有关农业与农民的立法,都应将草案有重点地发到村一级,直接听取意见。再次,视条件成熟情况,逐步制定破解“三农”问题的相关法律。
    (2)体制兴农前面已说,当前农业面临两个棘手的矛盾,即:千家万户微型农业与国际化大市场的矛盾和现代化、标准化与农村资本短缺的矛盾。在此情况下,农业难兴。为此,必须在体制上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要调整体制,把“龙头企业+农户”同“专业农协+农户”结合起来,并以后者为主;二是重点试验、逐步推广“城市资本+设施农业”的农业新体制。积极用政策鼓励城市资本和外资下乡兴办设施农业和开发农业。
    (3)科技强农我认为,当前迫切需要解决的是建立“科技———农业生产”的直通车制度。在组织上把农业院校、农业科研机构、专业化农业协会和农民四个基本方面有机地沟通起来,形成一个良性循环的机制。在日本,大学农科有责任定期听取基层农业技术机构和农民在农业技术方面的情况、问题和要求,并组织课题进行研究解决;农科毕业生法定下农业推广站服务三年,考核合格者才能到学校、政府及其他机构就业。这既锻炼了人才,又解决了基层农技站人员缺乏与新陈代谢的大问题。我国也应制定相应的结合我国实际的有关政策,鼓励科技强农。
    (4)基础稳农我国农业的微观基础,是规模细小、宗法经营的农户。这种基础,既不利于农村经济发展的稳定,也不利于农村政治结构的稳定。我们的长远目标,是逐步由点及面地推行农户经营的企业化,创造中国特色的家庭农场制度。一、让进城打工的农民享有市民待遇,或者政府出台相应规定,凡进城打工满几年以上的农民,都可解决户口。其实,早在建国初期,我们国家就有这方面的尝试,五十年代工业化初期的工人大都是由农民转化而来。
    二、针对现在农民工求告无门的现状,应该让农民建立自己的工会组织,以保护自身利益,也促使一些政府部门能用法律手段对涉及农民工的问题进行公平仲裁。
    三、城市人要改善对待农民工的态度。现在的城市人大多对农民工很反感,把他们当成防范对象。这让很多农民工对城市抱有敌意心理。立法,通过法律手段来解决。最根本的是改变人们的思想
    比如,城里人看不起农村人,你怎么立法,
    平等只是木些方面的,完全的平等是不可能的听到他们真实的需要和想法.你不知道他们的状况,不知道他们需要什么,不知道发放的物品有没有到他们手上,你又能保障他们什么呢?你的付出有回报么?政府早就关注了,只是没落到实处说得再多也没用,都是白说。如果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的话,为什么9亿多人不管?

    邵娇婷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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