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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 缪 重 返 蒂 巴 萨
    ( 译后记)

    云也退

    1960年凄冷的春日,加缪被一场飞来横祸夺走了年轻的生命。在全世界一片震惊和惋惜声中,萨特一如既往地用自己理论化的激情,把死亡跟死者毕生的思想追求挂上了钩:这起意外的死亡不过是人世之荒谬性的又一个例证,摊到加缪头上,几乎是一种冥冥中的天意。“对于所有爱过他的人来说,他的死包含有一种难以忍受的荒谬性。但要学会把这桩残缺不全的业绩看作一桩完整的业绩。”没有人知道萨特是否真的动情了,也许这确实是加缪所能获得的最高评价。
    萨特的纪念文字,又一次流露出他对加缪又爱又恨的感情,贝尔纳·昂利·莱维说这些文字“近乎缴械投降”,也许言过其实了,萨特还不至于如此放下架子。当年一本薄薄的《局外人》,让萨特花费了洋洋两万言的篇幅,他发现加缪小说描写的北非背景,实在是荒谬的典型环境,让他无法克制发现同道的激动。“荒谬并非纯粹理念的对象,我们通过一种令人悲哀的启示而意识到它的存在。”这种启示就是日复一日的例行公事带来的平庸感,与海德格尔的“烦”、萨特自己的“恶心”暗合。“一切崩溃了”的时候,人在废墟中猛然惊醒,从内心到身外是白茫茫一片虚无。或许,萨特本想和加缪在这一共享的前提下开创一番事业,却不料加缪没有构建体系的野心,他能够找到内心与外界、生的热望与终极畏惧之间的平衡点,那里正是他童年的王国所在。
    这是一个有神的王国——“春天,蒂巴萨住满了神只”。加缪喜欢拿希腊人与现代人作对比,比较唯美和功利,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比如《海伦的放逐》里,他就说“我们放逐了美,而希腊人为美而斗争”,神只们连打仗都是在书写艺术杰作,现代人打仗只为权力与财富。《蒂巴萨的婚礼》是加缪式意象最早的集中展示之一——阳光、大海、鲜花、石头,这些事物从此星星点点散落在他的文章里,它们笼罩着一层神话气息,在尘世中圈出一块可通神明的净土。
    “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抱紧一个女人的躯体,这也是把从天空降下大海的那种奇特的快乐留在自己身上。”这几句话流传得极广,萨特是写不出来的,哲学家在现实中榨取理论的精髓,艺术家把他过滤掉的汁液收集保存起来。萨特所理解的爱是接近苦修式的,而加缪在内心深处渴望“无节制地爱”,所以,他笔下的默而索尽管行为冷漠寡情,却是一位标准的“肉欲主义者”;他的“肉欲”是仪式性的:与阳光大海举行婚礼。这样一个人承载了加缪在蒂巴萨所获的最重要的启示,同时凸现了蒂巴萨与欧洲咫尺间的天壤之别:世俗的人遗忘了蒂巴萨的财富,也不再能理解那种爱的仪式;在现实中,爱与肉欲是互为表里的一对概念。
    萨特的哲学不是加缪想要的,两人至多只在世界观的起点上相仿——这就足以形成两人同宗同族的粗糙印象——而在如何对待荒谬的问题上相去甚远。加缪说过,他看不懂萨特从荒谬出发,绕了一圈以后又回到原地,《墙》、《肮脏的手》、《死无葬身之地》的主人公最后都在荒谬面前无所措手,不管它的故事是喜剧还是悲剧。对于“爱”,两人的认识也截然相反。看完《肮脏的手》演出后,加缪认为,雨果与贺德雷对话中的两句台词应该互换:“我不爱人们现在的样子,但爱人们理应成为的样子”应该出自贺德雷之口,“而我爱他们现在的样子”应该由雨果来说。阿隆森教授点明了个中原因所在:加缪“觉得贺德雷的爱有一点抽象、刻板化,剧中惟一的具体的爱是雨果对贺德雷的爱。”也就是说,加缪更容易认同感情鲜活的雨果,对党的领导人贺德雷有天然的反感。
    加缪写道:“我们不寻求什么教训,也不寻求人们向伟人所要求的那种苦涩的哲学……这里,我把秩序和节制留给别人去说。”没有裂痕,没有杂质,也不需要道德,蒂巴萨就是一个世外桃源,把加缪其人里里外外清扫过一遍,如果说人的一生迟早要经历一次脱胎换骨的话,那么加缪早在童年时期就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在小说和哲学随笔中建立起一个干燥的荒谬世界,却总是蕴含着回归源始的冲动,不能满足于萨特作品中渲染的绝对二元对立;“秩序与节制”之类虽然为他毕生所鼓吹,实际上却是人间在远离了神性自然之后的浪子回头,是一种弥补性的效仿。西绪福斯遭受的惩罚,喻指荒谬的人单调重复的生存方式,但最后,加缪仍把他同“幸福”这一极具神圣意味的形容词联系起来。就个性而言,加缪纵有“拯救”的抱负,也难以割舍“逍遥”的至梦。


    #1: 无主题 —— 云犹在 回复于 2005.04.10 15:49
    萨特很早就看出了加缪“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古典的气质,地中海人的气质”。加缪在《西绪福斯神话》中说:“在突然失去了光明和幻想的世界上,人感到自己是局外人。这种流放是不可补救的,因为他既无从回忆失去的家园乐土,也无从觊觎未来的希望之乡。”《蒂巴萨的婚礼》写的是加缪20岁时的见闻,就像一个轮廓分明的容器,保管他的思想出发点和归宿,不乏纵欲主义的暗示,又有一股神性的、超越的气息贯穿始终。在《婚礼集》出版的1939年,加缪刚刚迈过欧洲的门槛,心还在北非的地中海畔徜徉。他在《〈反与正〉序》中写道:“改变生活,是的,但是不要改变赋予我神性的世界。毫无疑问,就这样我接触了如今我从事的这种不能给人舒适的职业”,也就是艺术家的职业。
    加缪罹难后,人们在他的包里发现了《第一个人》的部分手稿,已经溅上了鲜血。手稿给他抹上了最后一笔传奇色彩:《第一个人》已完成的部分恰好把加缪的人生链条大致接续完整,作为黑脚法国人后代,加缪的童年正如手稿中所记述的那样,是个在地中海的阳光和家庭阴翳之间游弋的影子,当他心飞天外,敏锐而感伤地意识到丧失家园的宿命的时候,他就把阳光与阴影一起紧紧地握在手里,当作共同的财富。在散文《阿尔及尔之夏》里,加缪描写了阿尔及尔两种截然不同的环境:一边是海滩里的泳者(那里的人们不说“去游泳”[go for a swim],而说“去溺泳”[indulge in a swim]),另一边是阿尔及利亚政府广场上的市容——阿拉伯小贩单调的叫卖声,苍蝇嗡嗡地飞,午睡的人们“肉体沉寂着”。但是,这景象并非是用来否定的,而是“夏天以一种相反的形式,奉献出它其余的繁富。”沉默与烦闷同样是一种财富;在那里,城市与自然绝不是截然对立的一组景观,沉默的性质“不尽如一”,时而出自阳光,时而出自阴影。
    阿隆森教授就《第一个人》的惟一评语是“它包含了一个贫穷但天资聪颖的黑脚法国人甜蜜的童年记忆,以及工人阶级——也就是社会党人殖民者——用双手创造自己的国家的法属阿尔及利亚神话。”既然命之“神话”,说明阿氏对此并不欣赏,将这部遗稿与加缪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首鼠两端联系了起来。的确,加缪散文之华美绝伦,某种意义上也是惑人的,它们让人对作者深怀好感,人们对一个代表爱与美的神性故乡的向往,很自然地会延伸为它的描述者的崇敬。然而,阿隆森教授暗示,正是沉溺在阿尔及尔之夏中无法自拔,导致了加缪不敢面对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残酷现实,不敢面对殖民者和土著之间剥削与被剥削的真实关系。在这些问题上,萨特否定性的气质开始显示力量,他以自始的悲观态度,对现实之荒谬做出冷冷的回答:坚定地站在当地土著的立场上,坚决捍卫他们反抗的权利。相比之下,加缪在《正义者》中以俄国民粹主义者为样板对反抗者课以道德要求,实在是一腔苍白乏力的空想。
    加缪的骑墙是有理由的,理由就是那句“母亲先于正义”的动人表白。这位地中海的儿子有着圣徒的禀赋,即便是软弱的一面也令人为之动容。但是,雷蒙·阿隆在回忆录里一语中的:“这句话从根本上讲毫无意义。……我们明白,在对阿尔及利亚的眷恋、儿子的爱和对正义的关切中,他的心被撕碎了,他拒绝在对立的两个阵营中表态。但是,把‘母亲’和‘正义’放在一起做比较,在我看来这似乎是秀才的语言,而不是判断一个悲剧性的冲突。”加缪没能把亲情乡恋同评断政 治问题的逻辑区分开来,他呼吁政府在土著的民族主义诉求面前寸步不让,很大程度上乃是出于私心。私心削弱了他的洞察力,面对一个愈解愈紧的死结,他没能像萨特那样毅然挥剑砍断。
    雷蒙·阿隆是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最有政 治远见的人物之一,他看出法国政府唯有忍痛放弃殖民地,才可能在此后展开同阿尔及利亚民族政权的合作,重塑法兰西的威望。既然殖民时代已然一去不复返,宗主国为大局之计只有让步一途,方可避免殖民主义原罪引发更严重的后果。然而,艺术家加缪却无法理解这一点。他不甘心承认殖民者与土著之间没有调和的余地,两者都是他的父老乡亲,蒂巴萨教导他,人与人的和谐共处是顺应自然之道,值得他为此一搏。


    #2: 无主题 —— 云犹在 回复于 2005.04.10 15:51
    回顾地来看,我们似乎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加缪早年写下的赞歌,客观上美化了殖 民地现实,他平生最反对的“bad faith”(不真诚),最后却悲剧性地落到了自己的头上。在支持无 政 府主义者加里·戴维斯的问题上,加缪再一次暴露出了幼稚的理想主义。仅仅因为被戴维斯声称的“世界公民”切中了心意,加缪就一度把这个愣头青奉为帝 国主义阵营中的反叛者。利昂内尔·阿贝尔说:后期的加缪“常常把在道德上向往的东西作为政 治上行之有效的……加缪只支持所有美好和善良的东西。”魂牵梦绕着一个唯美的地中海,加缪总是习惯地把某种现实放到昔日的阳光下比照。


    #3: 真混,我胳肢你,让你再敏感! —— 云犹在 回复于 2005.04.10 15:52
    问题是,支持良善的热情在现实面前难免显得意气用事。阿隆就说,他绝不攻击加缪取得的巨大成就,也不怀疑他的高尚灵魂。加缪欠缺的是理性地判断现实的能力,这需要特定的技术和智慧,与道德无涉。
    1952年年底,加缪返回北非度过了一段时间。在欧洲,他目睹了太多的对立纷争,法国战后走马灯般的政权更迭,党派星罗棋布,左右两翼纠缠对立,他自己则与萨特分道扬镳,怀想起往年的友谊,不禁黯然神伤。他来到撒哈拉沙漠,游览了过去从未到过的绿洲城市,还想往南去时,却风闻了暴动的朕兆。于是,他再次来到蒂巴萨,试图寻找某种感动过自己的东西。
    阿尔及尔下着绵绵的雨,“最后竟连大海也打湿了”。加缪刚一踏上故土,就感到阿尔及尔也不像过去那样,象征着令他宽慰的夏天了。“然而我依旧固执地等待着……也许是重返蒂巴萨的时刻吧。”他不奢望在四十岁的时候能够重温二十岁时的激动,那只属于纯洁的、没有多少现实阅历的少年。然而,他仍在等待,每一个词汇都屏住了呼吸。
    终于,在重见蒂巴萨的那一刻,两个世界之间的壁垒崩溃了,记忆中湿润的空气汹涌而入,与从现实中带来的惆怅混在一起。加缪穿过了用以保护废墟的铁丝网,“我在我身上听见了一种几乎被忘却的声音,仿佛我那久已停歇的心又开始轻轻地跳动了。”幸福的波涛重又在他身上涌起,“我好像终于进了避风港,至少是一段时间,而这段时间将从此不再结束。”当年的婚礼殿堂,就这样成了安抚创伤的避风港。
    贝尔纳·昂利·莱维问道:“如果一种道德观重视的是幸福,而不是正义,那么这还是道德吗?如果一种政 治只满足于崇拜世界,因此也就是只满足于瞻仰世界,唯唯诺诺地接受世界,祝福世界,那么这还算得上是一种政 治吗?”确实,加缪道德化的政 治观是行而不远的乌托邦,也难怪让松要把他对革 命的批驳视为寂静主义,保守派懦夫的辩解。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也只有他才能揭示政 治对人的伤害:“无论如何,任何强迫人们排斥一方的东西都是不真实的。孤立的美最后要变成丑,孤独的正义最后要变成压迫。谁想为一方效劳而排斥另一方,就将不为任何人效劳,也不为自己效劳,最终将双倍地为不义效劳。”结果,现代人在利益互竞的角斗场上亲手埋葬了希腊人的节制。
    从感情上来说,理解萨特平地立起的理论体系,实在不如诵读加缪的田园诗悦目提神。萨特使用起词语来挥霍无度,他在自传里渲染文字生涯的快感,一派欣然入世的姿态。但是,加缪和萨特又都有着统一的情结:一个试图建立一套解释世界的话语,一个想要引导世界走向道德的绝对和谐;一个以捍卫弱者为立场,一个以人道主义为名义;一个主张力取,一个念念不忘皈依。因此,加缪不能像萨特一样入世谋取正义,他说“放弃美,放弃与美相连的官能幸福,专一地为不幸效劳,这要求一种我所缺乏的崇高。” “对于正义的长久要求耗尽了爱,而正义却恰恰产生于爱。”在他看来,即使不提“同路人”之类的话柄,萨特的正义也已过于冷酷无情了。加缪叹息,世人为何就不能张开双臂拥抱爱与美,相比于充当敏锐的政论家,他似乎更愿意担任布道者的角色。
    “那些年中,我隐隐地感到缺了点儿什么。当人们一旦有机会强烈地爱过,就将毕生去追寻那种热情和那种光明。”这真是一位悲剧性的圣徒。在强调可操作性的政 治权衡中,加缪一身的抱负用于独善其身绰绰有余,想要兼济天下则不得其门而入。如果用蒂巴萨的境界去衡量,那么毫无疑问,每一种对立、每一场战争都是粗鄙丑陋的,《重返蒂巴萨》这一曲柳暗花明的田园诗,不正预示着加缪宿命般的悲观失落?
    在蒂巴萨,加缪有一块纪念碑,日日沐浴着海风的吹拂,石碑上镌刻的铭文正是《蒂巴萨的婚礼》中的那句引文:“我在这里明白了什么是光荣,那就是无节制地爱的权利。”就在今年3月10日,法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了一场长达近半年的萨特专题展,尽管随着冷战收尾声誉大跌,萨特现在仍被扶上宝座,甚至有被推入先贤祠的危险。
    给萨特一顶世俗的桂冠,给加缪一处宁静的归宿,似乎是恰如其分的因人而异。萨特在悼文中写道:“吵架并未妨碍我们想起他,感觉到在他正阅读的书页、报纸上方凝视的目光,也不会妨碍我们喃喃自语:‘关于这一点他是怎么说的?关于这一点,此刻他是怎么说的?’”现在,我们是否还记得萨特拒绝一切官方荣誉的立场,我们在裁断政 治是非的时候,是否还记得加缪的目光?


    #4: 我喜欢加缪 —— 凌杰 回复于 2005.04.10 16:00
    喜欢加缪“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古典的气质,地中海人的气质”。
    一本薄薄的〈局外人〉,迫使我去弄了一本他的全集。
    可惜也没时间看完。以前在武汉闹过一场存在主义。但那时我很小。
    但一看加缪的文字,就特别喜欢他那“明朗而又悲哀的忧郁”以及局外人的深思……

    张苹婧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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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见网上有过,还是去书店买吧。我觉得郭宏安的翻译不错。记得在法国散文选《那天夜里,我看见了巴黎》和漓江的诺贝尔文学奖丛书里的《局外人·鼠疫》都有。杜小真没准也译过,不记得了。

    林士乐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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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肯定没有,这么偏的书,谁会扫瞄上来?

    薛会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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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散文百年精华》,人民文学出版社

    任利琛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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