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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深圳市已经成为国际知名城市,深圳农村也已经摆脱自然经济,实现了非农化,但却没能顺利实现工业化、城市化。深圳132.04万户籍人口当中,约三分之一是镇村人口。在镇村人口中,真正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足2万人,而在户籍管理上农业人口则多达24.89万人。有人指出,深圳农村经济是“三靠经济”:村民靠集体、集体靠“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生产、来件配装,补偿贸易)、“三来一补”靠外商。深圳农村集体企业大部分依托集体所有的土地兴办物业,依靠物业出租获取财富。在深圳得改革开放之先机的年代,依托地缘优势而形成的“三靠经济”,给深圳农民带来巨大财富,给农村带来耀眼和辉煌。但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的新形势下,面临着应对经济转型的压力和挑战。有关研究提出,“当特区经济正在加强技术投入的时候,农村经济仍在增加土地、厂房和劳动力投入。这将扩大而不是缩小二元经济结构的差距”。
    深圳也有农民,但他们早已经“洗脚上田”,不再务农。深圳农民只是户籍管理意义上的“农业人口”,他们中的一部分务工经商,还有一部分座等集体物业出租的分红。大多数深圳农民受教育程度不高,而物质生活却相当充裕。农民人均纯收入9869元。帐面上深圳农民负担为零,但集体经济直接支出教育、治安、道路等公共产品费用,平均到每个农民头上在万元以上。深圳农业依赖外来劳动力。农工、牧工、渔工和园丁大多是江西、湖南、四川、贵州的中年农民。外来农工在深圳是衣衫褴褛一族,他们的收入与“打工仔”、“打工妹”差不多,一般月薪600元左右。虽然这只相当于深圳普通公务员收入的十分之一,但他们感觉在深圳干农活还是比呆在老家“守土”强得多。
    不仅在深圳的龙岗、宝安,整个珠江三角洲经济发达地区,从外表上看,农村与城市的分别已不大,但仍然沿用两套管理体制,因此才有“似城不是城,是村不似村”。“走过一村又一村,村村象城镇;走过一镇又一镇,镇镇是农村”。城市里有村庄(“城中村”),村庄又象城市。这是“城乡分治”酿成的“苦酒”。实现从“城乡二元结构”到城乡一元化,顺利推进城市化,还需要从根本上“矫正体制”,为未来的发展设计一个新体制,这是必须支付的制度成本。我挂职所在的深圳市龙岗区也在这方面进行艰苦探索,期待能够取得新突破,新成果。

    邵进 (匿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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